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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牛虻”与知识分子
柏杨死了，幽灵还在。
我已经有很久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了。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不相信中国存在知识分子或者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至少我认为中国不存在萨义德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分子。但是，我们迄今为止还是毫无愧疚地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尽管我们是多么地不配。
我不愿意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阶层、一种身份或者形象，我宁可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精神或气质，或者就是一种幽灵的形象。这个幽灵会附体，会化身成很多的“牛虻”，时不时叮咬一下这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肌体。
柏杨死了，因此一个“牛虻”也死了。但“牛虻”是不会绝种的，因为那个幽灵是不会死的。也就是说，我更愿意将柏杨视为一个“牛虻”，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柏杨何以成为一个“牛虻”，一个令我们和这个社会所不悦的“牛虻”？我们又如何理解柏杨留下来的精神遗产？
柏杨一直都在从事最艰苦的文化反思批判和人文启蒙的工作。我对柏杨的了解和理解，也仅仅只是来自他那著名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柏杨无数的嬉笑怒骂间，“酱缸文化”、“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等，几乎成了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代名词。这种种现象，也几乎成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绝症。柏杨仿佛就是一个“牛虻”，专挑中国人身上那些溃烂的地方下口。
我们今天对柏杨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沿袭启蒙、批判、“国民性”、“国民劣根性”的思路和视角。可是，对于一个业已丧失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来说，哪里有什么“国民性”可言呢？改造“国民性”作为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们总不能像柏杨所批判的那样，总是“寄托于下一代”！在我看来，“国民性”是文化、制度和道德规训的产物。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好的而不是坏的、善的而不是恶的、共同遵守的而不是双重标准的制度、伦理与道德。可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制度条文却没有公平正义，我们有道德宣讲却没有道德生活。一个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之所以丑陋，正是因为他的内心已经堕落。
也许，柏杨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此，他所描画的那个“丑陋的中国人”形象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贫困。柏杨正是这么一个现代“牛虻”，让我们从丑陋的疮疤上看到我们的文化积习中的那些顽疾。
我们对柏杨的理解与接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980年代为我们设置的思想语境和现实环境。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现代化”、“现代性”等词语成为时代的共同话语，“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成为那个年代共同的文化焦虑。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柏杨热”在大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调用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柏杨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我们在19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历史和未来的共同想象。于是、柏杨和柏杨的思想文化批判，成为了我们共同的阅读期待，也因此成为1980年代知识和思想共同体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今天所处了思想语境和现实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柏杨也未必真的就完全参透了“中国”、“中国人”、“传统”、“文化”诸如此类的词语所蕴含的内容，但柏杨描画的那些人和事肯定还仍然存在，他留给我们的许多精神遗产也仍然有其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柏杨所谓“丑陋的中国人”解读为“丑陋的人”，不妨把它作为一面镜子，经常打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哪里出了毛病？我们缺少什么？我们有最需要的是什么？因此，如何理解柏杨，如何处理柏杨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如何从知识者自身的角度来理解柏杨，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柏杨的精神遗产也许很简单，那就是一种“牛虻精神”，一种对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及自我的持续的反思态度。文化的革新、民族性的改造、社会的进步源于每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省和更新。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牛虻”，这是今天中国的读书人（还不能说是知识分子）更应该做的事情。